福州船政学堂:近代海军人才的摇篮


马尾船政学堂集体合影。


    甲午之战,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林永升、黄建勋、林履中、杨用霖、黄祖莲、沈寿昌等人的殉国,不仅意味着一代海军英才的陨灭,同时也意味着一代人的海军梦就此破碎。甲午海战后的几十年里,中国已经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海军,也再没有经历过像样的海战。


    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上疏清廷,称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舰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遭遇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后,对此深有同感的清廷很快批准了左宗棠提请设立福州船政局的建议。船政局的主要业务是造船,为系统地培养造船及驾驶人才,左宗棠又同时设立船政学堂,而这也是中国近代海军的发源之始。


    福州船政学堂:近代海军人才的摇篮


    和选拔留美幼童有些相似的是,福州船政学堂在招收新学员时也颇为不顺,这主要是受到科举传统的影响,当时家境好的子弟多走读书做官之路而对军事工艺学堂少有兴趣。由此,船政学堂学员大多出身贫寒,如考试成绩最好的首届毕业生严复,他就是因为家道中落,而船政学堂不但提供衣食住行的费用,而且还每月补贴四两纹银,这才前去报名的。


    1867年1月,学堂正式开学。按最初设计,船政有造船与驾驶之别,学堂也分前、后两学堂。前学堂为制造学堂,主要培养船舶制造和设计人才,当时开设有法语、数学、物理、机械学、船体制造、蒸汽机制造等课程;后学堂为驾驶学堂,最初为驾驶专业,后增设轮机专业,主要培养海上航行驾驶人员和海军指挥人员,其课程包括英语、地理、 航海天文、航海理论学等。


    由于所学外语及教习的不同,制造学堂又被称为“法语学堂”,而驾驶学堂被称为“英语学堂”,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当时主办者的打算:海军以英国为师而造船以法国为师。按规划,学员经5年学习后,成绩优异者选送法国或英国留学。但是,船政学堂的淘汰率非常高,前、后堂首期学员共招录230人,但毕业时,驾驶学堂仅罗丰禄、刘步蟾、林泰曾、何心川等23人毕业,而制造学堂仅魏瀚、陈兆翱、陈季同等21人毕业。


    1875年春,刘步蟾、林泰曾、魏瀚、陈兆翱、陈季同随同洋监督日意格赴英法游历学习,其中魏瀚、陈兆翱进入法国地中海冶金造船公司实习,刘步蟾、林泰曾进入英国高士堡海军学校深造,陈季同则改习外交。由于这次游历效果好,船政学堂主办者随后决定正式派留学生前往欧洲学习。


    据统计,船政学堂共派出三批留学生,其中第一批12名,除萨镇冰、林颖启、黄建勋等4人为驾驶学堂二期学员外,其他如刘步蟾、林泰曾、方伯谦、叶祖珪、黄建勋、严复等均为驾驶学堂一期学员,这批人后来大多成为北洋水师的各舰管带。第二批留学生仅4人,均为驾驶学堂学员,即李鼎新、陈兆艺、邱宝仁、林履中,这4人后来也担任了北洋水师各舰管带或重要职务。第三批留学生为中法战争后选送,和前两次不同的是,这次不但人数众多(高达34人),而且增加了制造学堂学员(14人),其中,以刘冠雄、郑汝成、沈寿堃、黄鸣球、陈恩焘等较为出名。


    三批留学生被公派到英法后,多进入格林威治等海军学校学习并进入英国舰队见习或各大船厂实习,堪称中国最早的“海归”,标准的国际化人才。当然,在英国留学的也不只是中国学生,如日本“浪速”号舰长、后在日俄战争中大展神威的东乡平八郎也同样留学英国,而其他舰长也大都有留学欧美的经验。和北洋水师大同小异的,日本舰队的军舰也大都是购自英法德国,也是国际化的产物。


    浴血战场:失败仍是英雄


    甲午海战前,近代中国还遭遇过另一次海战,这就是1884年的马尾海战。当年8月23日,停泊在闽江口的法国舰队突然向福建水师发动袭击,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太大,福建水师半小时内即告覆没,9艘军舰被击沉,700余水师官兵壮烈殉国,其中包括吕翰、许寿山、陈英等船政学堂毕业生。


    此外,参与马尾海战的还包括未学成即归来的“留美幼童”。这批人回国后,有23人被福州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留用,其余50名“分拔天津水师、机器、鱼雷、水雷、电报、医馆等处学习当差”。马尾海战中,有7人参战,4人捐躯,容尚谦、吴其藻、詹天佑3人死里逃生。总的说来,这批人如蔡廷干、陈金揆、黄祖莲、曹嘉祥、沈寿昌、吴敬荣等在海军中的地位不如船政学堂毕业生,但也有被提升到二副、大副甚至舰长的。


    马尾海战后,不管是福州船政学堂学员还是“留美幼童”,抑或是新设立的天津水师学堂毕业生,当时的海军人才大多被李鸿章收入囊中并成为日后北洋水师的中坚力量。10年后,考验的时刻到了。


    甲午战争中,第一个牺牲的海军将领为“济远”舰大副沈寿昌(“留美幼童”出身),其在丰岛海战中脑部中弹,据说脑浆鲜血喷了旁边的管带方伯谦一身,后者由此失魂落魄,进而成为可耻的逃将。黄海之战后,“定远”诸舰悬挂红旗返回旅顺,以示血战而归,而临阵脱逃的方伯谦被逮下狱。看在多年同学的份上,“镇远”管带林泰曾想与“定远”管带刘步蟾联名为之说情,但遭到后者的断然拒绝:“此吾不与也。且大东沟一役,彼固知全军将覆,而欲脱身事外,袖手以观我辈之沦亡,彼于大局何?”最终,方伯谦被军前正法。


    黄海大战中,北洋水师将士的英勇表现堪称可歌可泣。开战之初,“超勇”、“扬威”两舰因实力太弱而首先被击中燃起大火,“超勇”坠水后,管带黄建勋推绳不就,自沉于海,而“扬威”管带林履中也在弃船时奋然蹈海,以身殉国。之后,“致远”管带邓世昌在舰沉后将企图救他的爱犬按入水中,与舰同沉,意在殉国,而这天正是邓世昌45岁生日。之后,失去依托的“经远”舰被敌方四舰围攻,“经远”管带林永升在炮战中“突中敌弹,脑裂阵亡”,大副陈荣、二副陈京莹也先后战死殉国。令人吃惊的是,剩余水兵在无人指挥的情况下仍坚守岗位并继续开炮击敌,直至在熊熊烈焰中浩然沉没。


    威海保卫战中,“镇远”管带林泰曾因座舰受伤而负疚自尽,“定远”管带刘步蟾则在援军无望的情况下,将座舰炸毁后生吞鸦片后自杀身亡。最后时刻,一些贪生怕死的洋员劝提督丁汝昌投降,但被拒绝。之后,丁汝昌令各管带同时沉船,但诸将不应。丁提议奋力突围,以求冲出几艘军舰,诸将仍不应。最后,万念俱灰的丁汝昌生服鸦片自杀。同晚,“镇远”继任管带杨永霖和护军统领张文宣也先后自尽殉国。


    值得一提的是,杨用霖并没有像林泰曾、刘步蟾、丁汝昌三人一样用鸦片自杀,他用军人的壮烈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据说,杨用霖是用长枪对准了自己的喉咙,用脚掰动扳机自杀的,当时场面非常惨烈,鲜血从鼻孔汩汩而下,滴满了杨用霖的整个胸襟,背后的窗户也溅满了血浆。令人沉痛的是,杨用霖的这一枪,也是甲午海战的最后一枪。


    战后遭遇:各有各的造化


    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林永升、黄建勋、林履中、杨用霖、黄祖莲、沈寿昌等人的殉国,不仅意味着一代海军英才的陨灭,同时也意味着一代人的海军梦就此破碎。甲午海战后的几十年里,中国已经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海军,也再没有经历过像样的海战。


    北洋舰队覆灭后,丁汝昌顺理成章地成为整个海战失败的替罪羊,刘步蟾、张文宣等人都获得朝廷优恤,而对丁汝昌的谕旨却成了“毋庸议恤”,刑部还下令将其棺柩加三道铜箍捆锁,棺材和铜箍都用黑漆涂抹,以示戴罪。直至1910年,清廷为筹办海军,海军大臣、贝勒载洵奏请为丁汝昌平反,朝廷才以“力竭捐躯,情节可怜”为名,开复其已故前北洋舰队提督原衔,以示昭雪。由此,丁汝昌的灵柩才得以解除铜箍,入土为安。


    死了的人不能放过,活着的人也不好受。北洋舰队剩余将领叶祖珪、邱宝仁、林国祥、程璧光等人威海之役后被遣回原籍,听候朝廷的发落。不久,这些人全部被革职,听候查办。再后来,清廷干脆将北洋舰队的所有武职,从提督到总兵,从千总到把总,加以彻底裁撤。换言之,北洋舰队在编制上已被一笔勾销。


    在之后十余年中,北洋水师的剩余将领们或蒙垢而生,或改投门户,其中有两位转型成功的,一位是“留美幼童”中人称“火爆唐人”的“福龙”号鱼雷艇管带蔡廷干,他在率鱼雷艇队出逃时被日舰俘虏,后投入袁世凯门下并活跃于民国政坛,曾担任过外交总长并一度代理过总理一职。另一位则是毕业于天津水师学堂、曾在“广甲”舰上担任二管轮的黎元洪,他在甲午后弃海登岸并改投张之洞门下,由此飞黄腾达并当上民国大总统的。


    至于其他将领,大多在清末重练海军时再度被起用。其中,受命去送降书的“广丙”舰管带程璧光在北洋时期一度担任海军总长。“康济”舰管带萨镇冰在清末时被委以重任,在袁世凯组阁时担任海军大臣,民国后又一度代理过总理职务。“靖远”管带叶祖珪在清末时与萨镇冰同获重用,但可惜天不假年,后于1905年染疫病身亡。其他如林颖启、黄鸣球、刘冠雄、李鼎新、郑汝成等也大多复职海军,并担任各舰舰长甚至舰队司令等。至于学业最优秀的严复,他并未参加甲午海战而一直在天津水师学堂担任教习、总办等职,后以翻译家、启蒙学者而闻名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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