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时代的春运变迁:不再遥远的“千里之外”

新华社上海2月4日新媒体专电

题:高铁时代的春运变迁:不再遥远的“千里之外”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罗政、叶健、丁汀

2月1日晚上10时,在上海一家快递公司工作的老罗带着两个孩子,登上了从上海开往贵阳的K4249次列车,并在6号和7号车厢连接处“安营扎寨”,用行李箱和小棉被给4岁的小女儿搭建了临时床铺。

这是春运中最常见的场景之一。据有关部门预计,2016年春运期间,铁路客流量将达2.89亿人次,同比增长10.1%,再创历史新高。高铁、动车、直快、普快 年复一年的春运体现出不小的变化。

“还是没买到坐票” 依然拥挤但客流量已同比下降

“来上海十几年了,我基本上都是站着回家的,但这次带了孩子,特别想买硬座。”尽管铁路的运力已经有了突飞猛进增长,但老罗仍然没能买到一张坐票,只好买了站票。提前两个小时到车站,排在检票队伍的最前面,老罗才得以“捷足先登”,占领了这样一块“宝地”。

同样没有买到硬座的老王向记者展示了他的“神器”--小板凳。“在车站里买的,10块钱。”老王5年前到上海一家造船厂工作,“春节回家还是麻烦,好在这几年有经验了,带着小板凳跟硬座也差不多。”

桶装方便面、自带小板凳、厚重的蛇皮袋、拥挤不堪的人群 这是春运最深的时代印记,如今依然在一些列车上上演。“开水,烫喽,让让嘞,小心!”在江苏无锡从事服装加工业的小赵小心翼翼地端着刚灌满热水的桶装方便面穿过拥挤的车厢。

尽管列车依然拥挤,穿越走道依然颇费体力,车厢连接处甚至洗手池都挤满了乘客,但记者从列车长处了解到,实际上该班次的客流已经同比大幅减少。“2月1日晚间从上海南站发车时,登车的乘客数量是1198人,超员率大概是20%。而去年同期,超员率达到了铁路部门规定的上限50%。”列车长说。

在K4249次列车长许斌看来,高铁的开通正悄然改变着春运的格局,特别是给原有普通列车明显分流。“去年这个时候,从车站涌下来的人群可以说排山倒海,而今年只有一波人流,乘客很快就上完了,秩序顺畅许多。”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就在铁路餐车工作的严师傅也感受明显,“过去车上人多,超员100%的情况都见过,今年人数明显下降,从餐车的生意就可以明显感觉出来。”

从29小时到9小时 不再遥远的“千里之外”

在与K4249平行的线路上,今年初才开通的上海到贵阳北的高铁正以300公里的时速奔驰,以往29个小时的车程缩短为9小时。乘客张宇1月30日从上海虹桥站出发,乘坐G1327次列车回贵阳。

“尽管车票贵一点,但是比以前快多了,在密闭拥挤嘈杂的空间里待两个晚上加上一个白天的经历终于一去不复返了。”小张说,“高铁车厢里安静多了,看看书或者电影,顺带看看窗外的风景,很快就到了。”

不少社会学家认为,春运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农村改革的进行和户籍制度的松动,春节期间客流量开始激增;1984年开始,民工流逐渐成为春运的主流。在上海铁路局已退休职工、全国劳动模范何颖的记忆里,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春运,“大家只是要把自己塞进车厢,哪怕爬窗户、被硬塞进车门也无所谓,一心的想法就是"回得去",完成从工作城市到老家的一次"位移"。”

据何颖介绍,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铁路部门为补充春节期间的运力,还会加开“敞篷车”。“那种加班车条件更差,只有几节车厢连起来,没有茶炉,也没有卫生间,一般用于补充短途运力,有些西装革履的乘客买不到绿皮车车票,也不得不乘坐这种敞篷车。”

1999年,国务院出台高校扩招政策,我国大专院校学生总量剧增,学生流和民工流一道,成为春运的主力军。与此同时,我国铁路运力的增长却相对缓慢。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从1988年到2008年,中国铁路的运营里程从5.7万公里增长到7.97万公里,20年间仅增长40%。

截至2015年末,我国铁路总运营里程近12万公里,比2008年增长了近50%,提前完成《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08年调整)》中提出的2020年的目标,其中高速铁路1.9万公里。

铁路网快速扩张,运行速度也在持续提升。从1997年4月1日的铁路第一次大提速,到2007年4月18日的铁路第六次大提速,10年间中国铁路从传统的“绿皮车”扩展至“K字头”“T字头”“Z字头”,到动车、高铁,列车的最高时速从120公里/小时提升至250公里/小时,神州大地“千里江陵一日还”已成为现实。

高铁时代的春运 依然是朝圣般的回归

记者调查发现,彻夜排队买票的情况仍然存在,但已在逐渐减少。在何颖看来,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至今,民众对铁路的抱怨似乎从未停止,而在春运这一特殊的时空状态下,这一矛盾凸显。

“从开设火车票代售点解决返乡乘客彻夜排队买票的不便,到开通电话订票省去排队买票的麻烦,再到近年来12306网络订票的快速发展,铁路部门也在不断想办法解决乘客集中反映的问题。”何颖说。

吉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董才生认为,春运是中国社会几十年来形成的人口迁移与流动在短时间里的集中爆发式体现,引发这场爆发式流动的,正是中国社会经历的前所未有的变革,“中国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一系列重大变化,都能在春运中得以显现。”

董才生说,春运里蕴含着深厚的“家”的概念,是朝圣般的回归。扛着大包小包,不管是舒适的高铁,还是拥挤的普快,终点都是一个——家。

2月2日中午时分,K4249次列车抵达萍乡站,数百位乘客扛着大包小包奔向自己的车厢,早就准备好的小贩涌向车窗口,从狭小的缝隙中向车里的乘客兜售着盒饭。而在不远处的萍乡北站,高铁列车准点抵达,又在两分钟之后呼啸而去。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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