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间即是永恒 丰子恺和他的孩子们(2)(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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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楼中日月长

杨子耘

外公一般早上很早起来,这段时间是工作的,另外上午一定是工作的。以前日月楼(丰家在陕西南路的旧宅)一楼到三楼都是我们一家的,一楼是客厅饭厅,二楼住人,外公工作在二楼,三楼也可以住人,一般是来客人的时候住三楼。楼梯上地板是打蜡的,很滑,我们一大群小孩像滑滑梯一样,从楼上地板上咯噔咯噔滑下来。但上午这段时间我们都知道不能去玩的,外公要工作。

他下午有午睡,接待接待客人。外公爱喝酒,晚上一般提前喝酒,我们还没吃完饭,他开始喝酒了。他有一个专门烫黄酒的铜器,菜也不多,就几个小碟子,倒点酒。晚上大家吃饭的时候他不大吃,他有一句话是:“酒是米做的。”有时候喝酒还念点古诗,边喝酒边看我们吵吵闹闹。有时候小舅舅在还弹弹钢琴,家里还养了只猫,走来走去的。

外公一家在上海住过好几个地方,后来住在日月楼。日月楼很热闹,一到休息日——那时候还是单休,七个子女,子女下面又有孩子,又差不多都在上海,只要到休息日都会过来,特别是过年,特别热闹。过年的时候大家都住在这个房子里面。

外公有时候的工作量其实还蛮大的。比方说翻译《源氏物语》。解放后他画画少了,文学翻译比较多。上海画院聘请他当院长的时候他提了三个条件:不坐班,不领工资,不开会。后来呢院方折中了一点,说不坐班可以,领一点工资,平时开会可以不来,重要的会议参加,后来丰先生就同意了,副院长是唐云和程十发。

丰一吟“文革”中,我父亲和唐云在一起关牛棚,他想喝酒,我弟弟送酒去,监管的人不给,父亲跟他说他风湿痛,非要吃的。1948年去台湾开画展,开明书店的老板陪着,当时也有人让父亲留下来,但是台湾没有他想喝的老酒,只有清酒三花酒,他觉得没劲。

敝帚自珍文革中

杨子耘

外公关牛棚里是和唐云一起关,两个人一起关牛棚,一起诵古诗、对对子。几千首古诗会背。“文革”中我的小舅舅和我外公用古诗接龙,接很长,而且最后的一个字和第一个字还要接起来。

丰先生在“文革”中做过很多事情,很多人觉得“文革”中就是批斗批斗,他外面挨批斗回来继续工作。他翻译过《大乘起信论新释》,还翻译了《落洼物语》和《竹取物语》,还有就是写了《缘缘堂续笔》。《缘缘堂续笔》的风格人家都说看不出是“文革”中写的,和以前的风格是一致的。还画了《敝帚自珍》,一百多幅,常常做展览的是这个里面的画。《敝帚自珍》意思是说:“你们搞批判,你们不喜欢了,我自己还是很珍惜的。”还有一个地下工作就是做得《护生画集》第六册。他做过很多事情。

外公当时年纪已经很大了,他们当时在奉贤的五七农场,我看我阿姨写的传记,外公这么大年纪采莲花,住在很破的屋子里,雪会掉在枕头边上。

我整理全集的书信卷,看到“文革”中他和我小舅舅的通信,几乎每一封信就会写:“那个牛皮官司可能要解决了。”后面又写“其实我也不急的。”其实他心里是很急的。他说:“如果把我的案子拖下来,我就不留在上海了。”

杨朝婴(丰子恺的外孙女)

《大乘起信论新释》在当时的环境下是不能出版的,因为是宗教内容,是封建迷信,后来呢,是托广洽法师的好友周颖南带了一捆手稿到新加坡,外公特地关照:不要写他的名字,就叫“中国无名氏”。但实际上影印本上面的钢笔字迹一看人家就知道是丰子恺的。外公说,“这不算犯罪,因为这也是在做好事,抵消了。”

外公唯一的一张彩色照片,也是那时候拍的。一个小桌子,戴着一个小帽子,“文革”中外公在日月楼二楼,有半个阳台是我外公的,隔壁是小阿姨家,一楼被造反派占了。他早上四点钟就起的,画《护生画集》,按理说可以拖几年的,但他觉得活不到那个年纪了。就提早完成了。因为半个阳台很窄,外公那个小床是定制的,一米五八长,外公人有一米七四,“文革”就这样过来的。

丰一吟

弘一大师说过:“我五十岁生日你画五十幅画,我写五十幅字,我六十你画六十幅我写六十幅。”爸爸说:“是寿所许,定当遵嘱。”

按照冥寿,弘一一百岁,是1979年,爸爸是81岁。他那时候知道他活不了那么久,就提前画好了。他1975年去世的,“文革”结束前一年。最后去世前,我还背着他下楼,我都背得动,他那时候已经很瘦了。

儿女对我的关系如何?我不曾预备到这世间来做父亲,故心中常是疑惑不明, 又觉得非常奇怪。我与他们(现在)完全是异世界的人,他们比我聪明、健全得多;然而他们又是我所生的儿女。这是何等奇妙的关系!世人以膝下有儿女为幸福,希望以儿女永续其自我,我实在不解他们的心理。我以为世间人与人的关系,最自然最合理的莫如朋友。君臣、父子、昆弟、夫妇之情,在十分自然合理的时候都不外乎是一种广义的友谊。所以朋友之情,实在是一切人情的基础。“朋,同类也。”并育于大地上的人,都是同类的朋友,共为大自然的儿女。世间的人,忘却了他们的大父母,而只知有小父母,以为父母能生儿女,儿女为父母所生,故儿女可以永续父母的自我,而使之永存。于是无子者叹天道之无知,子不肖者自伤其天命,而狂进杯中之物,其实天道有何厚薄于其齐生并育的儿女!我真不解他们的心理。

近来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这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是在人世间与我因缘最深的儿童,他们在我心中占有与神明、星辰、艺术同等的地位。

——丰子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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