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徐宁:文明夹缝中的女性世界(1)(组图)

女塾宏开,为教会女子学校。女塾宏开,为教会女子学校。对话徐宁:文明夹缝中的女性世界1徐宁
1978年出生,安徽芜湖人,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社会经济史、女性史,在《都市文化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现任教于上海师范大学。《江南女校与江南社会》《江南女校与江南社会》作者:徐宁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年11月

“一边是缠足者不得入学的女校规章,一边是大脚难嫁的社会现实;一边是男女平等共担救亡重任的口号,一边是男尊女卑漠视女性权利的环境;一边是独立自主掌握自身命运的迫切愿望,一边是三从四德的家庭伦理束缚;一边是谋求职位自食其力的追求,一边是歧视女性的就业制度。”对于近代女学生,学者唐力行认为,她们一直处在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中。

这是转型时代常谈常新的主题。青年学者徐宁,接受唐力行的建议,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考察近代女学生群体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去年11月,写作、出版了《江南女校与江南社会》一书,聚焦1850年至1937年这段跌宕岁月,“力图以女性观为核心,从纵深剖析社会对女性的认识以及女性自我认识的嬗变。”

女性自我意识的形成如暗夜行路,起伏难平。1850年,传教士创建江南最早的女校,江南女性走出传统天地,自我开始觉醒,但此后始终无法跳脱被培养成“他者”的命运。“但我们也要看到,没有"他者"的对比和试错,"自我"也很难真正获得成长。”徐宁对新京报记者说。在她看来,江南女校虽然最初强调“家国”责任,却使女性意外收获到了“自我”这一果实。

教会女校是中国女性“开眼看世界”第一扇窗

新京报:怎么评价教会在女校诞生之初的作用?你曾说传教士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文化掮客"的角色”。

徐宁:“文化掮客”一词重在强调传教士并非单纯传播基督教福音,他们还为受教育的中国人提供西方的非宗教思想和知识这一事实和作用。

在女校诞生之初,西方教会不仅使中国本土的女校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它还以女校为平台向中国社会各阶层传播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知识,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我们也不能忘了,教会办女校的根本动因及最终指向不在于为中国人培育女性人才。教会是中国女校发展自觉和不自觉的推动者。

新京报:早期教会女校毕业生“成为中国第一代觉醒的女性”,怎么理解这个“觉醒”?

徐宁:中国女性的“觉醒”,这里指自我意识的觉醒。今天我们看古代女性的人生,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当时的女性经过长期的教育驯化,已经普遍接受了她们卑弱地位,多不能“自觉”这种不平与悲哀。早期教会女校可谓中国女性“开眼看世界”第一扇窗。早期教会女校为中国女性提供了相对系统的教育和全新的体验,示范了与传统中国差异明显的道德准则和价值取向,促使女学生开始脱离蒙昧状态,对女性自身的能力、地位和作用做重新评价。女学生虽然人数有限,但她们率先跳出男权社会所限定的家庭空间,从社会、国家甚至世界的角度回望自身,这种“觉醒”对女性群体的解放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新京报:学者罗苏文研究认为,近代中国女性群体发展的障碍不只是单一政治制度,而是农耕文明本身。对于这个看法,你同意吗?如果是,那么国人自己建立女校,从某种意义来说,是否是面对农耕文明这个“障碍”所产生的一种内在需求?

徐宁:我同意罗苏文女士的观点。当然,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障碍”。甲午战败后强烈的民族危机感驱使着中国知识精英着手建女校兴女学,然而战争只是一个触发器,新式学堂是在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嬗变过程中应运而生的。

脑子里装“婚姻自由”,脚下走“包办婚姻”老路

新京报:女校对江南传统社会秩序造成冲击,同时女性群体也付出了代价。我想起贞文女校校长惠兴,她提倡女学,因为经费困难,服毒自尽并留下遗书请求拨款。追求婚姻自由而自杀,提倡女学而用传统手段自杀,这其中矛盾的根源是什么?

徐宁:这与千年以来的专制制度密切相关。在这种制度中,女性普遍处于卑弱地位,裹足家庭生活中,缺乏社会支持系统。面临事业、婚恋等方面的危机时,女性可以调动和获得的物质、精神支持有限,再加上当时动荡的社会大环境,女性容易陷入对个人、社会和国家命运的悲观绝望情绪中,从而走入自杀的死胡同。秋瑾曾为女性群体的发展指明方向:“欲脱男子之范围,并自立不可;欲自立,非求学艺不可,非合群不可。”女性要想自立,既需要掌握必要的知识技能,也需要结成团体共谋出路。

新京报:对于民国后婚姻自由的舆论大潮,包括林语堂烧掉结婚证的快意,我觉得有一个鸿沟,横亘在现实与舆论之间。胡适、鲁迅、包天笑等一众文人的做法,提倡自由婚恋,自己却娶了旧式女人,你也提到“从倡导到实践存在巨大的距离”。为什么会如此?

徐宁:不同群体对新思想新观念的接受速度和程度不可能“同步”,走在前列的群体或为顾及其他群体的感受,或为争取更多人的认同,往往会在现实行动上做出“妥协”,脑子里装着婚姻自由思想,但脚下走着包办婚姻老路的情况就不难理解了。其实,即使单个儿的人,在“新”“旧”之间会有自觉和不自觉的反复。

婚姻自由问题很复杂,比如胡适和鲁迅,胡适是一个宽容的学者,擅长建设,鲁迅是一个犀利的文人,善于批判,两人都接受了包办婚姻,但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胡适强调“容忍比自由更重要”,面对包办婚姻中的妻子江东秀采取了包容的态度,在追求自身自由时,顾及了后者的权利,与其相伴到老。鲁迅则毅然决然地与发妻朱安划清界限,自己另觅伴侣养育子女,留下朱安独守空房终老一生。

(下转B13版)

采写/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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