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华西医生为何替号贩子辩护?


“当一项资源是稀缺的时候,当所有人都想挣得这资源的时候,这种加强打击票贩子的管理是毫无意义的。”


文:杨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内科)


来源:“医学界”微信号


(《医学界》转载本文已获作者授权)


发一条微博,发现数百条回复。



杨庆医生1月25日发的微博


对这条微博,理解者无数,误解者也不少。有人甚至怒而取关,让我好笑又遗憾。好在是在休假,虽也在四处奔走,但较平时,算是稍有空闲时间,应该努力解释一下。


要解释清楚,不得不举真实的例子。举例则要牵涉到医生,因为自己是自己最了解的一个医生,要说得最清楚,我只好以自己举例。


先说看病难不是医生的错。


做为大医院的工作二十来年的医生,病人看病的艰难,我的理解比很多人更深刻。


每次门诊,我刚走到门诊护士站,一大帮人就围住我,都在说:“杨教授,加个号吧!我挂了一(两)个月您的号,都挂不到”。他们所说的是事实。除了特需门诊外,我一个星期只看一次普通门诊,只有20个号,每个号20元(一年多前是5元,后来升为了4级专家,涨到这么多)。华西的号实行的是临时挂号制和预约制,预约可排队预约,也可网上预约。预约的期限最长为1月(以前为两月,后来改成1月),也就是说,可以提前挂一个月后的号。不管是提前一月还是二月预约,每次我的号在网上一放出来,马上就被抢完。


很多想找我看病的人根本挂不到我的号。尤其是那些患心律失常,想找我做消融术的病人。我最远的病人来自美国,国内新疆、青海、宁夏、广西也不少见,更不用说云贵川渝陕和西藏。我不知道每周想挂我的号的人数和可以挂到的号数的具体比值。但我想,这个比值是很大的。正因为这样,不管多累,只要周四晚上不飞到外地(经常要参加学术会议)或没有加班手术,我就会给那些围着我的人加号。


但加号不是无限制的。想想从中午1点看到晚上6点半(门诊该是4点半结束,我几乎都要拖堂),不上厕所,不休息。满满算也就300来分钟。加30个号,平均每人也就6分钟。这之中,有很复杂的反复晕厥的大爷,有很善于聊天啰嗦得不得了的大妈,有担心手术风险,很有探索精神,要你把手术风险逐条解释清楚的中小学教师,还有背景深厚、多人打招呼的不敢得罪的关系人士。6分钟,能把疾病看好,把后续的事情安排好,还要让病人和家属满意,我是拼了我的中命的。


50个病人是我的极限。但50个号够吗?也有后面来的病人,还要找我加。有的说来自外省或边远地区的,有的说是预约好了号,由于堵车来迟了取不到号的,有的说是某某熟人打了招呼的。我一概不加了。只有一句话,请下周来。他们也有问的,下周来能加到号吗?我答:不敢保证。但就是这50个号,一个下午上下来,常有头晕目眩的感觉,真比做5台介入手术还累。


有人会问:为什么不增加门诊次数?这种人以为教授除了门诊就在休息一样。实际上,除了门诊,我还要手术(手术大多数都是十台十台的排,手术日几乎没有不加班的)、查房、会诊、值班、上课。还要申请点课题,搞点像样的研究,带点学生,培养一些后进。周末则参加学术交流,讲课或手术演示,去年一年,坐了80多趟飞机,连家都回不了。还说加门诊?门诊是加不了的。要加门诊,那只有半夜了。


只看20个号的门诊,因为自己的好心,增加了一倍半的门诊工作量,还是不够。请问大家,这看病难,怎么解决?


正因为理解患者的看病难,这几天是我的年假(过年我还要上班),本来该好好在家休息。但这周四的门诊,我决定还是回来上。其根本原因是想挣那二十元一个的挂号费吗?我只是在想,那些提前一月挂自己号的病人,如果自己不去上,他们怎么办?又要去抢号吗?运气好,抢得到的,是一月之后的了。抢不到的,又是什么时候才能看哪?于是,只有把假期弄得支离破碎,赶回来上一个对自己毫无意义的门诊。


说了这么多,其实不是只有我一个医生这样。和我同一天下午,在同一层楼看门诊的医生,如贺勇教授、张庆教授、杨健教授、林涛教授等等都很晚才下班。看病难看病贵是他们的错吗?不是的,他们都尽力了。看来,看病难,不是医生的问题。医生已经超负荷工作了。医生已经不容易了。


那看病难是票贩子的问题吗?


很多人第一感觉,绝对是。就是因为他们把票给搞出来,然后高价倒卖给患者。增加了患者的负担,导致病人挂不到号。这的确是事实,但这是表面的事实,而不是导致事实的本质。


我们假设票贩子抓住一个,正法一个。慑于法律的威严,无人敢做票贩子。票贩子绝迹了。协和、华西的门诊大厅里总是朗朗青天。


于是有一天,华西的门诊大厅,出现了一个来自攀枝花的严重心脏病患者。他患了室性心动过速,经当地医生推荐来找我看病。他很朴实,一早就去排队挂号,他挂得到号吗?号在一个月前就被挂完了呀!大家会说,怎么会这样?也该放点号来排队挂吧!好,每天放了5个号来现场挂。你以为这号就能挂到他身上吗?


一个号20元钱,对他这样一家两三个人(总有家人陪他来吧!)坐上一天的火车,再在成都找家旅馆住上几天,再加上几个人每天的吃穿用度,那20元一个的号,相比他的其他支出,几乎就没有成本。这没有成本的20元,只有他一个人在争吗?不,它可能是数十个人在争。提醒大家。争这号的人不是票贩子,都是真正的病人。


只是这病人分了好些种类。一类是很轻的,只是自己觉得非要找个专家看看才放心,他们也来自远方,拼足了劲是要挂到这个号的。有些是成都市的,号本来也不贵,也谈不上不方便,叫个保姆或安排个侄儿的来熬熬夜排排队就有希望挂到这个号。有些是住院部或门诊的老病人,对医院熟络得很,早都找好了人(出点钱就是了)帮他排队挂号。甚至还有人,本来就是挂号室某些工作人员的熟人或亲戚(记住,他们也是真正的病人),早都把就诊卡交给了这些工作人员,帮他们提前挂了号。当然,还有一类,就是他这种,病最重,最应该挂我的号,最应该找我看。但在这所有的病人群中,他和他的家人争挂号的战斗力,却可能是最弱的。他和他爱人来自农村,他们不熟悉地形,他们不够强壮。他们没有门路,他们也不知道如何直接找到我(找到我也许就好了)。


第一个星期,他们注定的结局,没挂到我的号,只好挂了另外一个医生的号。医生很负责,给他好好看了,告诉他,你这患的是严重心脏病,而且有很严重的室性心动过速。这个病杨庆老师很有经验,你还是得找他看。于是,新一轮的拼搏开始了。谁敢保证,这次的拼搏,他就能成功?


在这时,在他要绝望的时候,有人说,我有一个杨庆教授的号,我家里有事,来不及看了,转给你吧!他是不是该感恩涕零?我想是的。


不过,没完。这个给号的人说。我也不能白给你。你看吧!拿到这个号,我来坐了一天的汽车,住宾馆住了两天天,又熬了一个通宵,两三顿都没吃好。就算上误工费,误餐费以及出差补助费。我也不多要了。你就给个三五百吧!这攀枝花来的病人给不给?他一家人,在成都每多耽搁一天,其花费只会超过这个数。表面上,他花15倍的价格买了这个号,看起来是冤大头,实际算下来,他的支出成本显著降低。他是傻瓜他才不买。当然,如果他来的第一周就这样有人卖这个号给他,他就不至于在成都多呆一周,白白多花上数千元。


这里,卖号给他的人不是票贩子,他也是病人,只是他是一个精明的不愿亏本的病人。于是,另一种形式上的票贩子回归了。看看吧!这就是所谓加强管理的必然结果。当一项资源是稀缺的时候,当所有人都想挣得这资源的时候,这种加强打击票贩子的管理是毫无意义的。


在医院管理上,无论你怎样的管理、控制和制裁,你可以表面上管理住票贩子,但你管不住这里面蕴藏的价值和商机。这价值和商机被某些人发现并加以利用,并让一些并无竞争力的人通过金钱能够获得看病的机会,从某种意义上救助了他们。这是荒谬的现实,但它确实存在。


这荒谬就在于医生价格体系被行政管理所垄断,然后被票贩子用另一种扭曲把它扭转回来。这一荒谬的扭转,医生和患者没有获利,获利的是黄牛(其实不一定他是最大获利者,他也是个打工仔)和后面的权利垄断者(可能包括医院管理阶层,社会治安管理者等等)。那些恨死票贩子,甚至对我也大骂出口的人懂得这些道理吗?


所以,我说这是垄断的错。


有人会问,垄断(行政管理,降低医生的价格)就是要为老百姓提供一个看得起病的价格,这不是对的吗?是的,看起来是对的,但你得到它的成本才是那个号的区区几元数十元吗?这种垄断,给大家的是一种幻想,一种以为那数十元一个有名医生的号是唾手可得。结果只能是井中月,镜中花。想想吧!任何行业(电信、交通),垄断能提供低价格吗?被迫的低价格可以,那必然是低质量。好医生,好的医疗服务质量,不管何时都是稀缺资源,除非体制能培养出大量的好医生。可现在这种体制,像要培养出大量好医生来吗?医生收入和地位不提高,连做医生的人数都不够,更遑论增加好医生的数量。


而打破垄断,让医生自由定价,自主管理自己的病人,坚持一段时间,就能有大量的好医生。不要担心医生自由定价会出现逆天的价格。一旦放开,医生和医生之间的竞争会很大。谁也不敢定一个让自己作死的价格。而且竞争一起来,医生愿意多看病人。医生自己也愿意提高自己的技术和服务水平,这样好医生的供给会持续增加,价格自然会到合理水平。


此外,价格起来,就再不会有那些病人,为了开一个月不变的处方,非要挂我的号(反正只有20元,他们也不心痛);也不会有那些病人,挂我的号,只是要我开一个病情证明;更不会有那些病人,挂我一个号,只是来看看我长得什么样。这样,这些余出来的号,多出来的资源,自然就会流到那些真正需要找我看病的病人身上。


另外,医生会加强效率管理。他们自己都会聘请自己的助理,医生助理会和患者直接联系,有助于让发现那些需要提前看,提前处理的病人,会更好救治更需要救治的患者。


关于打破垄断和如何实现平等公平,有些话不方便说,以后如果有时间有机会可以谈得更细一些。有一句话要告诉大家:“金钱上的平等比权力上的平等进了一大步,要实现最终真正的平等,这一步终究是必须要迈出去的”。


最后,对那些思维简单,动辄要打要杀的人分享一下自己思想的成长经历。


年轻时,痛恨小偷。有一次,愤怒之极也说过:“凡是小偷,逮住了。就判死刑,我就不相信还会有小偷”。一位我尊重的长者听到了,问我:小杨,小偷在这社会会不会完全消失?我想了想,答:不能。他又问:“那不能完全杜绝小偷的情况下,偷一点东西就判死刑。那小偷偷东西的时候,被人发现了,会怎么做?”我一下明白他的含义,小偷会杀人灭口。因为逮着就是死,绝不能被人认出来。看吧!看起来严酷却有失公正的法律,杀掉的不只是小偷,还可能是被小偷偷的无辜的人(不过,这些人说不定也是小偷死刑的赞成者)。


思维请不要太简单。当我做了20年医生后,慢慢成长中更明白了,所有的政策的制定,不是严格就好,而是要公正。对病人如此,对医生不也当如此吗?


与大家共勉。


原标题:看病难不是医生的错,不是黄牛的错,是垄断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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